新家傢俱

　　本報記者 王燁捷《中國青年報》（2014年12月16日05版）
　　近日，由上海市科協指導、主題為“創新發明，創造美好”的首屆市民創造發明成果展示會在黃浦區青少年科技活動中心開幕。此次展覽共有120個成果亮相，80%獲得專利授權，近20%已轉化為產品。在為期3天的展會上，一批企業代表將來參觀，尋找有市場前景的民間發明。CFP供圖
　　12月的上海，有些陰冷。但在理論上應該更“冷”一些的上海郊區奉賢區，來自全國高校及科研院所、政府、企業界的30多名青年精英，卻在不大的會場內進行著一場令人“腦洞大開”的頭腦風暴。從會場上頻頻傳出的熱烈掌聲，到竊竊私語的討論，每一個與會者，都在“熱火朝天”地講述各自的“奇葩”故事。
　　這些故事的背後，隱藏著一張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的大網。這張大網，把政府、高校、企業粘連在一起——粘得緊時，三方獲益；粘得松時，挫敗不已。
　　 贏就贏在“以用戶為導向”
　　位於天津的名校南開大學，一個名叫郭鑫的90後年輕人，已經在校內校外家喻戶曉。這個目前還在南開大學念大四的學生，在2014科技成果轉化研討會上，被南開大學材料學院副院長劉振“點了名”。與他一起被“點名”的還有張伯苓、楊石先、何炳林等南開的“王牌”。
　　這個90後男生，目前身家超過一億元。但是，他的強項卻不是科研，而是創業——他的創業，總是能幫助南開一些前沿的、但缺乏實踐應用的科研成果“投產”。
　　一個被放置很久的“碳匯”研究，經他之手，項目在短短7個月時間內，從500萬元風投發展成了一億四千萬元評估值的項目。
　　另一個南開教師團隊手頭掌握的海洋水生生物研究，也被他挖掘，並“推銷”給了駐扎在海南三沙市的南海艦隊。這個名為“綠箱子”的項目，現在已簽約，未來將解決南海艦隊長期駐扎在海上的餐飲問題。
　　中國青年報記者註意到，郭鑫所做的，就是在科研項目和產業需求之間搭橋，“以用戶為中心”。
　　清華大學能源系張建勝教授就是這樣做的。因為把用戶摸得透，又懂技術，他的清潔煤技術成功轉化投產。僅在煤氣化方向的一個項目，就獲得兩個大企業投資，一個5000萬元，一個4100萬元，整個科研的經費超過了一億元。
　　在過去的很多年裡，張建勝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到電廠里，與一線的工人聊天，看看鍋爐在運行的實際情況中會遇到哪些問題，如何解決。這樣，張建勝和他的團隊從生產用戶得到了很多第一手的資料。“我們設計的產品是不是合理，是不是正確，在使用過程中會有什麼問題，反饋過來的這些信息可以指導我們重新去做有針對性的研究，這點很重要。”張建勝說。
　　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循環流化床技術都是跟著國外學。那時候的技術是封鎖的，外國人“只賣蘋果不賣樹”。最早對這一技術形成認識的老教授，在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去德國參觀時抓了一把循環後的灰回來，國內的科學家才開始逐漸研究出門路。
　　直到今天，我們有了自己的燃燒理論、設計導則，走在了世界前列，第一次實現了國家鍋爐技術的出口。張建勝特意強調，以前出口的是鍋爐，那是產品出口，不是技術出口，這次賣出的是圖紙，別人來買我們的技術了。
　　另一項煤氣化技術也完成了從基礎研究到實踐循環的過程。在煤氣化方面的科研項目中，張建勝的團隊與企業形成橫向合作，將科技成果轉化，完成專利的申請，還在評獎中獲得了第一名。“直接給了100萬的現金支票，還是很誘人的。”張建勝說。
　　張建勝團隊贏就贏在“以用戶為導向”上。
　　張建勝的一個原則是，只負責做研究、做技術，不負責之後的技術推廣、產品應用，但他的團隊所研究出來的技術，卻一定要確保是好用的、接地氣的技術。
　　這支科研團隊，在清華大學，算是一朵“奇葩”了——由5個教授、3個副教授、40多個研究生和20多個外聘技術人員組成。這樣的“大團隊”，在清華大學獨此一家。“我們學校老師大多數都是單兵作戰，一般兩三個人的團隊是比較常見的，還有很多是一個老師一個團隊。但是我們這裡面有8個老師，有將近20年的歷史。”
　　這種長久的、穩定的“大團隊”合作，在科研隊伍中是比較少見的，但卻是另一種“用戶導向”思維的體現——集結所有可以集結的力量，為用戶提供最好的科研服務。
　　那家一次性花4100萬元買斷煤氣化技術的企業，在買斷費之外，還應科研團隊要求，每年從收入中返還給學校“煤氣化聯合中心”一千萬元，專供後續科研投入。
　　產學研“最後一公里”到底在哪裡
　　說起產學研結合，總會有“最後一公里”、“臨門一腳”的說法。在上海交通大學，產學研“最後一公里”說，最早出自該校原黨委書記馬德秀口中。
　　“我們的前任黨委書記馬德秀，原來在發改委高新司擔任司長，他一直搞不懂，每年給了高校這麼多錢，從發改委角度來看，為什麼沒有一項重大的成果產自高校？”上海交通大學先進產業技術研究院院長劉燕剛在科技成果轉化研討會上道出了這一典故的由來，“他（馬德秀）來了以後發現，高校承擔的科研項目和市場需要的，總是有那麼一點距離，他把這點距離叫最後一公里。”
　　劉燕剛說，教授的論文發表了，但他只確定了樣機或者樣品，他希望企業拿到以後，在市場上就可以直接轉化，“這個中間的距離，由誰來完成？”
　　劉燕剛本人，目前正在做著這樣的事——在企業需求和學校科研項目之間搭橋。
　　最典型的例子發生在距離上海不到1小時高鐵車程的江蘇無錫。從2010年開始，上海交大分別在不同的地方成立了一些研究院，其中就包括無錫。無錫的研究院，更多針對的是互聯網和電子信息產品。
　　這個研究院在2013年時，誕生了一個“裸眼3D”項目，現已從半成品變為成品，今年產量超過萬套。有趣的是，這個項目，是上海交大閔行校區的3個教授共同發起的，這3個人，全都身處同一個校區，卻從未謀面，也不知道對方是研究什麼的。
　　但在2013年時，由無錫研究院舉辦的一次研討會，把這3個人的助手湊到了一塊兒。“大家各講各的項目，突然發現，我們幾個的研究剛好能互補湊一起。”劉燕剛說，無錫一個加工廠的老闆也在那次研討會上出現，最終，3個教授和一個工廠老闆達成了合作，從發起到成功生產出產品，只用了半年時間，其間還獲得了無錫研究院一筆200萬元的基金支持。
　　上海遇到的“最後一公里”問題，在無錫這個地方被打通了。但一些現實的問題依然擺在高校教師的面前，一項研究，你發表一篇論文，至少可以作為你評定職稱的依據之一；但把一項研究投產、掙錢，這卻是你的職務發明，你實際拿不到什麼好處。
　　劉燕剛註意到，財政部日前連同科技部、國家知識產權局共同印發了《關於開展深化中央及事業單位科技成果使用及收益改革試點的通知》。
　　他告訴記者，這種“收益改革”的試點，將從教師主觀能動性層面，對科技成果轉化起到正面影響。
　　教育部科技發展中心產學研合作處處長劉紅斌介紹，我國從1982年起有了“科研經費”一說，2003年是353億元，10年後到了2013年，這一數字上升到1170億元，“最近這幾年，保持在每年20%的增長率。”
　　科研經費的大量投入，卻並未帶來科技技術服務的井噴式發展。2011年，高校共簽訂技術合同是49000多個，成交額是248億元，同比2010年增長26.5%。
　　“但根據這個數據，當時的科技部萬鋼部長覺得我們高校太少了。”劉紅斌說，實際上這個數據並不准確，因為它僅僅統計了有合同登記的項目，還有很多轉化的成果並沒有記錄在案，因為學校有稅收優惠政策可以享受。
　　但劉紅斌承認，確實有“最後一公里”的問題存在。針對這一問題，除了學校方面嘗試設立各種創新機構改善外，教育部部級層面也在努力。
　　比如部里在2009年批准實施了“藍火計劃”，並牽頭建設了“中國技術工業在線”網站。“藍火計劃”5年來共組織了全國100所高校、1200餘位專家學者赴全國各地開展產學研計劃，1800多名企業家代表參與對接，累計達成合作意向455項。
　　劉紅斌還在研討會上透露了一個喜人的新信息，“近期科技部要牽頭組織全國技術轉移大聯盟”。這個大聯盟，包括高校技術轉移聯盟、中科院技術轉移聯盟、地方政府區域聯盟、技術產權交易聯盟。
　　國家部委層面的努力之外，高校本身也需要打通“科技成果轉化與產業化鏈條”。“高校內部從事科技成果轉化部門很多，有的高校可能多達六七個，名稱也是五花八門，科研院所下設成果轉化部門，設立技術轉移中心，學校叫科技開發部，還有地方合作辦公室、校企合作辦公室，包括大學科技園、資產公司等等，都在從事高校的成果轉化。”劉紅斌說，如何讓科技成果轉化從上、中、下三個層面保持暢通，還需要高校進一步梳理和努力。　　（原標題：不讓科研的果子爛在樹上）